何以中大 口述百年 | 黄仕忠:把学术和生命结合在一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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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纪中大,弦歌不辍;百年风华,薪火相传。中山大学始终践行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,与国家民族同呼吸、共命运。为记录中大人的亲身经历和感人故事,传承发扬踔厉奋发的精神力量,我们特开辟“何以中大 口述百年”专栏,邀请各学科领域杰出学者、致力于学校建设的教职员,以及曾在中大求学的校友,讲述他们在学术道路、教书育人、学校建设、求学生活等方面的独特经历。通过口述历史故事,铺开百年校史画卷,发挥榜样的力量,展现中大人无私奉献、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。
第一期,我们邀请到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黄仕忠教授,为大家讲述在中大寻求生命价值自我实现的故事。
黄仕忠,1960年生,浙江诸暨人。1989年在中山大学师从王季思、黄天骥教授获文学博士学位。现为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、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。著有《<琵琶记>研究》《中国戏曲史研究》《戏曲文献研究丛稿》等。
寻求生命价值的自我实现
在师长身上,我学习到治学之道,感受他们真正把学术与人生结合在一起,这为我后来的学术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;中大开放包容的学风,则为我提供了良好的学术条件。
在杭州大学读研究生时,我是从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的研读开始的,并有所收获。但我的导师徐朔方先生最擅长的研究是戏曲,我想,跟随徐先生学习就要吸取他最擅长的部分。随后在深入了解戏曲的过程中,我才逐渐产生了感情。
黄仕忠老师(左)与徐朔方老师(右)合照(1996)
毕业留校工作一年,我发现,硕士三年的积累非常有限,因而希望继续拓展自己的视野,便放弃了杭大的教职,在1986年秋考入中山大学,跟随王季思、黄天骥先生攻读博士学位。王季思先生也是徐朔方先生的老师。
我的求学过程,不仅是我寻找自己热爱的学术道路的过程,更是一个寻绎人生之路的过程。
初到中大,我的第一印象便是优美的校园环境,树木葱茏,鸟语花香。当时王季思先生、黄天骥老师上讨论课时对于学术的纯粹程度和广阔的视野,都是别的地方难得一见的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是学界努力挣脱旧樊篱、着意构成新范式的阶段,中大地处广州,一座改革开放的先行城市,在这里,我逐渐形成了国际化的视野。
王季思先生是著名的文学史家、戏曲史家,中国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,在学界声望卓著。我读博士时,先生已年过八十,但他仍然坚守在教学与科研的第一线。他带领我们编校完成了《全元戏曲》十二卷,并对学生、对来访的年轻学者,以及对于团队建设,都认真地提出指导意见,并一直保持写作状态,笔耕不辍。
黄仕忠老师(右)与王季思先生(左)合影(1990)
这样勤勉的治学态度,使我逐渐明悟,一个真正的学者,应该把学术和生命结合在一起。学术研究是出于内心的需要,通过学术创新来寻求生命价值的自我实现。导师们已经把学术内化为生命的组成部分,用写作来证明自身“存在”的价值,体现生命的意义。这让我深刻地认识到学术和人生的关系,从而能摆脱世俗功利的桎梏,克服浮躁的心态。
把课堂搬进客厅
王季思先生对学生关爱有加,对后进奖掖扶助,坚持教学相长,鼓励师生平等交流,这在当年非常难得。记得跟老师学习的时候,老先生写了文章给学生看,甚至让我们直接在上面做修订改动。要知道当时我们仅仅是刚入学的博士生,而他是学界泰斗级的人物,却如此包容开放,接纳不同的意见,令学生感念不忘。
王先生曾说,学生资质有高低,老师的责任,是让学生有所进步,不必要求皆有成就。当时王先生没有专门开课授讲,学生也不必一板一眼地“正襟危坐”。他会在自己家的客厅里,精心安排研讨课。当时参加研讨课的,中年一代有苏寰中、黄天骥、吴国钦三位老师,年轻教师有罗斯宁、欧阳光、师飚、康保成、董上德,学生则是我们三位博士生,有时还有硕士同学参加。
1987年,师生在王季思先生家开展研讨课(左起:黄天骥老师、王季思先生、黄仕忠)
那时外部学术交流还不多,我们这个群体却能经常展开内部研讨,对初窥学术门径的博士生来说,等于是得到了一次次的集体辅导,因而大开眼界,收获良多。研讨课每次都有一个主题,有时是精选的戏曲史问题,有时取学界新发表的论文,或由老师主讲,或由同学承担。大家自由发言,直率表达自己的见解或不同看法,氛围热烈而轻松。跟着前辈们学习,使我明白了“惟真理是求”的真谛。
1986年10月,师生在《西厢记》故事发祥地普救寺合影。(右起:黄仕忠、姜师母、王季思先生、郑尚宪、谢伯良)
现在想起来,那时虽然还没树起“研究团队”的旗帜,实则已然形成。这种集体研讨课,成为中山大学戏曲研究团队的传统。我毕业后作为年轻教师也一直在参加。到1990年代,黄天骥老师提出韬光养晦,沉潜下来,夯实基础,带领我们研读经典,每两周一次,定期举行。这种研读会和研讨课的传统,一直延续至今。正是诸位先生以认真、严谨、谦虚、豁达的为人为学态度,播下了古代戏曲研究的种子,培养出一个学术研究梯队,让传统戏曲文化在中大薪火相传。
纸上得来终觉浅
绝知戏曲要躬行
我们研究古代戏曲,主要是对戏曲文本的研究和戏曲文献的整理,但对演剧表演、戏曲形态,也十分关注。唱念做打、各路声腔,虽谈不上专业,也大多略知一二。课堂讨论之余,我们时常在王先生家里唱“堂会”。从昆曲、现代京剧到地方戏,众位师兄弟(妹)各显身手。黄天骥老师时常一展歌喉,演唱粤剧,且有身段表演。有一次,我也被推上场表演越剧《红楼梦》唱段,民乐专业出身的谢嫂子用二胡伴奏。这是我第一次随伴奏唱曲,一心想着配合,结果总慢半拍。在这样神采飞扬的日子里学习、生活、思考、成长,我感到非常幸运。
1992年夏,应江静波先生邀请,到他家给生物系的研究生讲古诗词,并详析《春江花月夜》。左起:王季思先生、黄天骥老师、江静波先生。
在我看来,做学问一方面应该有益于国计民生和道德风尚;但另一方面,学问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,只是需要老老实实地去做,用心去体悟,全身心去爱而已。天赋固然可贵,但所谓“过目不忘”,主要是因为心心念念,打心底里喜欢。我一生热爱戏曲,研究戏曲,就是这个道理。所谓学问,所谓发现,所谓坚持,原不过如此而已。
1993年冬,黄仕忠(左)与王季思先生(右)合影。
大师手创,薪火相传
中大的戏曲与俗文学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,最早可以追溯到顾颉刚先生在中大任教的时期。
1948年,王季思先生南下广州,他以注解儒家经典的方式来整理戏曲,开创了中山大学戏曲研究的传统。他对学术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,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王季思、董每戡两位学者切磋琢磨,革故鼎新,培养了黄天骥、吴国钦等第二代学者。
九十年代中期,黄天骥老师提出“戏曲为主,兼学别样”,学术研究传统得以薪火相传,形成梯队,到了我这里,是第三代。
《全元戏曲》
《戏曲与俗文学研究》期刊
进入新世纪以来,我们在黄天骥老师带领下,展开了“全明戏曲”的编纂研究,目标是完成有明一代戏曲文献的编集,同时重新为元明戏曲编制完善的目录,对明代曲学文献作重新梳理,为今后的研究开启新路;另一方面,我们注意到戏曲和说唱有密切联系,说唱文学及其文献的编目、整理,还存在很多空白。所以我们把视野又拓展到这个领域,同时也是把研究的触角,延伸到民国乃至当代。我在2001年开始着手北京“子弟书”文献的整理,以十年时间,完成了全部文献的标点整理和总目编纂,从而推进了这个领域的基本建设。
《子弟书全集》
2005年以来,我和学生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全面系统的调查,汇集了海内外所藏的广州府属木鱼书、龙舟歌、南音、粤剧等文献,配合有关部门,将这些文献作为《广州大典》续编“集部·曲类”的内容,于2019年影印出版。我们团队延续了老一辈优良的学术传统,将学术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,戏曲文本和舞台艺术研究并重。
《清车王府藏戏曲全编》
在这个过程中,我也自然而然地从个体的学术研究,融入一个团队、一个共同体,并随着年龄的增长,在这个学术团队中承担更多的责任,并因而要求自己设定更为高远的目标:通过共同努力,整体地推进某个领域的基础工作。作为学科带头人,需要发挥主动拓展的精神,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相结合。在这期间,我很感激中山大学可以给我这样的一个平台,让我可以在这一方净土上开展研究。
跨洋越海勤开眼
十年成得事一桩
2001年,我有机会前往日本访学,自此迈向新的研究领域。在各大高校访查日藏中国戏曲文献时,我发现还有不少珍稀曲籍未被关注,因而萌生出编制日藏曲籍总目的愿望。此项工作经过十年努力,于2011年以《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》为题出版,并蒙田仲一成先生赐序首肯。
《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》
从1998年到2008年这十年间,我很少发表文章,但这个“停顿期”改变着我的学术领域与研究方式,也让我得以在更宽广的视野下耐心规划,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学术之路。这种学术转型,也是主动、自觉改变的结果。
对于我们来说,只有了解和关注国外的研究动态,才能站在学术共同体的角度,将心比心,开放包容,拓展视野,共同推进域外文献的保护工作,促进思想文化的双向交流,避免故步自封,保持学术活力。
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
整理域外藏曲不仅是个人学术实践上知行合一的成果,也是促进中国戏曲和俗文学国际传播的重要途径。西学东渐,是讨论近三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关系的一个关键词,其结果必然是双向交流的建立和文化之间的交互渗透。而中国戏曲与俗文学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,只是这一文明交流进程中一个小小的段落。在戏曲的传播、阅读和接受的过程中,我们可以体察文明之间对于相互了解的渴望,体会这个过程的艰难曲折。只有放到这样的背景下,才能更好地体察其中的意义与价值。
中山大学中国戏曲研究团队也始终秉持这一理念,致力于为海内外戏曲学人搭建相互交流、相互促进的学术平台,为推动中国戏曲研究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坚实基础。在接轨学术前沿方面,我们一直努力保持放眼全球的眼光和胸襟。
百年中大
继往开来
中山大学历经百年岁月的洗礼,在历史长河中走过了万水千山。我来到中大已有四十多年,站在中文学科的基础上,我希望年轻人和青年学者能够有王国维、陈寅恪等学者的风范,把学问和家国情怀、国家民族、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,聚焦有价值的问题,写出好的作品。
文献、古籍、文化、文学,看上去和现实没关系,但是实际上都是站在文化传承的立场上。我希望现在的青年学者也能站在学术史的高度思考问题,拥有开阔的视野,做出好的成果,立大志,明大德,成大才,担大任。
参考文献:
[1] 黄仕忠《书的诱惑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。
[2] 黄仕忠《长留双眼看春星——回忆晚年的王季思先生》,上海书评2023年1月19日发表。
[3] 黄仕忠《我心飞扬——记跟随季思师学习的时光》,中山大学人文学部2024年1月22日发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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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中山大学党委宣传部
统筹:卢旖维
采写:孟蕊 王梦嫣 吴诗韩
视频:王贝泽 夏雯蕙
图片来源:黄仕忠 王贝泽
排版:袁秋童
一读:邱清萌
初审:卢旖维
审核:孙耀斌
审定发布:黄艳